有多少成名作家,都接受过音乐的童子功训练,米兰·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的父亲是按音乐家的标准来培养他的;昆德拉说,父亲最大的梦想就是打造一台完美无瑕的音乐会,他也用同等的严苛来对待儿子,禁止儿子的即兴发挥,或是陶醉于浅薄的趣味。结果就是配资门户,昆德拉走上了写作的道路,同时在他引人注目的小说和文论中,时不时地展现他的音乐情结和所受的审美影响。
一则音乐故事中的轻与重
在文论集《被背叛的遗嘱》(1993年出版)中,他讲过这样一则音乐故事。
昆德拉是在欧洲的1930年代度过少年时光的,那是犹太人的噩梦时期。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后,纳粹德国一步步蚕食别国领土,并大举迫害犹太人,犹太人被逼得纷纷失业,在被纳粹深度控制的地区,犹太人则被迫戴上那个著名的六角黄星标志。1942年左右,昆德拉父亲的一个朋友,一名钢琴老师,也成为带黄星的犹太人。父亲为了帮他一把,请他来教自己儿子,也让他能有口饭吃。
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彼时早已屈服于德国的控制。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日益局促,这位老师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小钢琴经常搬家,米兰·昆德拉每次去他的新住处上课,都感觉那房间比之前又小了一点。他跟着老师学习弹奏和弦,弹奏复调练习曲,旁边都是走来走去、说着话的陌生人。房间都是与人合租的,对付一天算一天。
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,就这样对犹太人的集体命运有所见证。昆德拉对老师的窘迫、恐惧、朝不保夕的心情是有所感知的,至少事后是如此,而这种脆弱个体的心情,是整场巨大悲剧的一个小小写照。但昆德拉接着说,有一次下课后,老师陪他出门,走到门边时突然停住脚步,说:对了,在贝多芬的音乐里有很多乐段,非常薄弱,弱得吓人,但正因为有这些薄弱的地方,那些强有力的乐段才大放光彩。这些薄弱的地方就像……就像一块草坪,要是没有草坪,我们看到地里长出的漂亮的大树,也不会太兴奋呢。
在恐慌的气氛中,这似乎是一个短暂的沉醉和忘我。之后的故事,如果我是昆德拉的话,我可能会这样写:后来我就见不到他了,我得知,他死于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的一个主要归宿——特雷津集中营。老师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感,不过,他永远能从贝多芬的奏鸣曲里获得力量和安慰,也许他到死都是平静的,他的这种弱,正是他的强大的一部分,犹如大树周围环绕着草坪。
但昆德拉对此事仅仅做了一句简单的总结:“他不久就要去做一次残酷的旅行,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,高声地思索关于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。”死于集中营,到昆德拉的笔下,成了“残酷的旅行”。他竟没有对老师的命运发表任何的哀伤,他的关注仅限于自己的幸运:“老师向我吐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关于艺术的秘密;这个思想,这个秘密,伴随了我一生。”
特雷津集中营,位于布拉格北边30英里。那个集中营在被解放后,因为发现了4000多幅被囚儿童的画作而引发震动,那些画作凝聚了天真与残忍的悲惨相遇,使特雷津在众多集中营遗址中独具“特色”。可是昆德拉避提这一令人心情压抑的故事,选择去表达一个显然更“轻”,甚至可以说更自恋的感想;他对领受了老师的金玉之言表达了荣幸,而对更“重”的事实不置一词。
我想,昆德拉那种美学至上的原则——“拒绝抒情”,或谓“反媚俗”“反浪漫”之类,从这里就能有所窥见。直截了当地表达忧郁、痛苦、悲伤,或是相反的兴高采烈、热泪盈眶,这种浪漫风格,在他眼里都是取悦观众。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“命运”,是由叙事所造就,叙事则免不了要夹带情感,以取悦有可能接受这一叙事的人们。昆德拉以他眼里不揉沙子的音乐品位宣称,有必要识破这种套路,反对情感泛滥的叙事,正如有必要抵制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,此二位的音乐,对他来说正是一些包装好了之后交付给听众耳朵的悲怆和忧伤。
卡夫卡的传承
虽然如此“无情”地对待犹太老师的命运,但昆德拉的反抒情,却又实实在在与犹太人有着不解之缘。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中提到最多的人物是弗兰茨·卡夫卡,卡夫卡不仅是犹太人,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布拉格人。昆德拉曾引用他点评狄更斯的文字:
“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,用这样的词句形容狄更斯的小说:‘心灵的枯燥,掩盖在感情洋溢的风格背后’。”
卡夫卡认为狄更斯滥情:表达得很赤露,很浓烈,但人们读过后很快就会忘记。正因为内心实在枯燥乏味,所以才要极尽过分地表达。与卡夫卡同时代的流派——表现主义,也是情感恣纵的,“崇拜歇斯底里和疯狂”。表现主义在艺术领域产生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品,挪威的爱德华·蒙克,奥地利的克里姆特和埃贡·席勒,各有各的风格,却无不以颜料和画面表达呼之欲出的情感,或惊愕,或绝望,或痴情到变态……然而表现主义的文学作品,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几乎没有。
真要说19世纪的狄更斯在20世纪的卡夫卡面前完全过时,那倒也不尽然,至少大众读者一定会亲近狄更斯的文字,而感觉卡夫卡难以下咽。然而昆德拉热情地请读者来欣赏卡夫卡的风格,他把《城堡》《审判》《美国》这三部卡氏小说反复赏鉴。他告诉我们,卡夫卡的作品的主题是很沉重的,即“迷宫式的社会组织,人在其中迷失自己”,可是,与20世纪之前的小说家不同,卡夫卡是通过一种看起来很轻浮的途径,来把握他的主题的;卡夫卡的城堡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都不存在,它是纯然想象出来的:
“在他的参议院叔父家里,K找到一间办公室,它像一架非常复杂的机器,有一百多个格子,服从一百多个按钮的命令,一件既实际而又完全无用的杂物,既是技术的奇迹,同时又无意义。在这本小说里,我数了数有十个这种绝妙的机关,好玩,而且古怪,从叔父的办公间,乡村的迷宫式的房子,‘西方’酒店(建筑复杂得可怕,组织极其官僚),到俄克拉荷马剧院,它也是个无法弄懂的行政机关。”
卡夫卡在1924年,40岁出头就病逝了。他的死后盛名首先归功于那份“被背叛的遗嘱”——马克斯·布罗德没有遵其遗嘱销毁他的作品,反将其出版和传播;其次归功于瓦尔特·本雅明、赫尔曼·布洛赫等人对他的价值的发现;再然后,昆德拉又为此加了一把大力。他说,卡夫卡的写作才是真正的诗意创造,创造出了一个“极为无诗意的世界的极为诗意的形象”。这话具有无私的悖论力量,很可能迫使信任他的读者再次拿起一本《城堡》《审判》或《美国》,去努力咀嚼那实在不太可口的文字。
归根结蒂,卡夫卡(基于他自己的人生体验)设法描述的,是一个官僚化的、文牍主义的现代社会,它本身极为无聊,带给人的主要体验也是麻木,是无可奈何。它是一种真空,从卡夫卡的时代一直到今天,它都没有任何本质性改变(参考一个统计数据:“美国人一生得花6个月的时间填表”)。卡夫卡通过他的K来直面官僚制的循环、空洞,描述它那蠢不可及的程序,它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浪费,但小说本身也必须像迷宫一样使人麻木、烦躁,乃至卡夫卡自己都深陷其中,至死都不能确信写出了能够传世的作品。
昆德拉是最看重幽默与“笑”的,他将卡夫卡的小说阐释为诗意的、只有现代社会才能造就的喜剧,然而他只能用异常严肃的语气告诉我们,应该怎样去欣赏这种喜剧,以及,欣赏这种喜剧有多么难。他说:卡夫卡的《美国》使“我们处在一个感情不适时宜、错置时宜、过分夸张、不可理解,或者诡异地不存在的世界”;他还说,卡夫卡把《审判》的第一章念给朋友听的时候,人们都笑了,而读者只有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,才会在读《审判》的时候强迫自己去笑。
向媚俗宣战
幽默最难理解。向人们分享一个悲剧故事很容易,而要分享一个幽默就要难得多。当读者或观众问起“笑点在哪里?”的时候,你再加以解释都是很无力的。然而,幽默又是反抒情、反浪漫的必备利器。昆德拉从来不吝赞美拉伯雷的《巨人传》、斯特恩的《项狄传》以及狄德罗的《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》,他认为,这种风格怪诞、情节夸张的小说,是想象力得到真正施展的时刻,可是,读者要想沉浸在这些书的“魔法所创造的世界中,任自己被异想天开和极端所挟去”,可比被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左拉等人的小说中浓郁的情感所打动的难度要大得多。
也正因此,昆德拉不得不一次次向那个捷克幽默求助:
——太太,一个压路滚筒从您的女儿身上压过去了!
——那好,那好,我正在我的浴缸里,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,把她从我的门底下塞过来吧。
“应不应该控诉它的残酷?”昆德拉问。如果控诉了,或者至少感到心里不舒服,那么你的感受力就只能处在一种低档的、流俗的档次之上,就只能被抒情的诱导牵着鼻子走。非得凭着一种不认真的玩笑精神,你才能从抒情化的桎梏中摆脱出来。
昆德拉一生写了三本文论,《被背叛的遗嘱》之前还有《小说的艺术》,此书中收入了他在1975年去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演讲。正是在这篇讲辞中,他集中说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观点,其中之一就是反媚俗。昆德拉将这个思想归功于赫尔曼·布洛赫,他说:
“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,他不惜一切代价取悦大多数人。为了使人高兴,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,并服务于既有的思想。媚俗,是把既有的思想用美与激动的语言翻译出来,它使我们对我们自己、对我们思索的、我们感觉的平庸留下同情的眼泪。五十年后的今天,布洛赫的话具有更真实的意义。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取悦人,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,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……”
反媚俗的观点,将反抒情、反浪漫等提法都吸收在内。它非常尖锐,但又绝对孤高,它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是非主流的一方,也是铁定要失败的一方。布洛赫也是犹太人,但和布拉格的卡夫卡不一样,生活在维也纳的布洛赫(1938年52岁后流亡美国)一直以才华自恃,当他在1931年出版《梦游人》的时候,他要求出版商在推介文中将他和詹姆斯·乔伊斯以及安德烈·纪德并提。昆德拉将自己放在了布洛赫这一脉之中,毫无保留地向他眼里被大众传媒所主宰的现代审美宣战。
世界公民的梦想
讲辞中另一个观点,就是著名的“人类一思索,上帝就发笑”。这是一句犹太格言,实际上也是最早将“笑”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格言。昆德拉将其中的张力阐释了出来:“因为人越是思索,真理就躲开了他;人越是思索,这个人与那个人的思想就相距越远。”进入现代的过程,是一个真理丧失了唯一性的过程,《巨人传》《项狄传》《定命论者雅克》以及《堂吉诃德》,都抓住了“人的这一新的境况,并在它之上建立了新的艺术,即小说的艺术”,能够欣赏这种艺术的人将成为快活的人,否则就是不快活的人,他们听不到上帝的笑声。
快活就意味着自我的解放,而不快活的人,依然坚信真理是明白的,所有人都应该思考同样的东西。站在耶路撒冷的讲台上,昆德拉将他的这个洞察,归功于对“犹太世界主义”的感激,具体而言,就是卡夫卡和布洛赫,这两位中欧出产的犹太作家的创作所孕育的精神。犹太人是特殊的,他们既然被从自己的起源地放逐出去,也就得到了一个凌驾于“种种民族主义热情”之上、抵达世界主义的天赐良机,犹太世界里的伟人,总在热切畅想一个超民族的、文化的欧洲。接下来,一生都很少表露政治观点的昆德拉,向以色列送上了一句力道千钧的嘱托:
“欧洲十分可悲地背叛了犹太人,但是,假如犹太人仍能保持对欧洲世界主义的忠诚,那么我想说,以色列,这个犹太人终于重获的小小家园,是欧洲真正的心脏——一颗位于身体之外的特别的心脏。”
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整个欧洲都屈服于纳粹德国的压力,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犹太人。这就是“欧洲的背叛”,它当初导致了昆德拉的音乐老师落入“一段残酷的旅程”,殒命特雷津。但散居各国的犹太人遭遇的厄运,可以解释为一种天然的世界主义被民族主义的狂热野心所扼杀。1929年出生于捷克的昆德拉,希望这种世界主义能够继续由犹太人所保留,特别是,如果卡夫卡和布洛赫代表的现代主义美学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,那么,这也可算是昆德拉所在的“中欧”的荣耀。
但也就是在1975年,他也离开布拉格,移居去了法国。他获得了法国国籍,却选择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,不再公开发言,绝少接受采访。在耶路撒冷的这番演讲,最高级、最精彩之处,在于昆德拉从卡夫卡那里吸收的犹太式的悖论思想:位于身体之外的心脏是真正的心脏;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的“家”,一片弹丸之地,却凝缩和容纳了一个巨大的做世界公民的梦想。在这样讲的时候,昆德拉已经将自己投入了进去。他也是这梦想的承载者,不再有祖国,生活在一个孤悬于流俗之上的审美的高度。
《小说的艺术》
米兰·昆德拉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4月版
《被背叛的遗嘱》
米兰·昆德拉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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